2015-01-28
——专访山西大学副校长、经济学家杨军
先讲一事。2014年中部论坛在河南召开。其他省包括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均是大队人马与会，大谈本省的研究和发展成果。山西则仅有山大教授、经济学家杨军领着几位博士参与。作为大会主题演讲主持人，杨军高调解释山西、宣传山西，呼吁学者们研究山西，以孤单之力发出山西的声音。
然而，杨军非晋人，来自湖北。2008年作为管理人才被引进山西大学。他是研究宏观经济和产业经济的学者，对山西经济的观察研究有着不同于本土学者的独特视角。
1月12日，山大文科楼办公室，杨军欣然接受了专访。记者紧紧追问，教授侃侃而谈，可谓大快朵颐。作为报道全省宏观经济和工业经济近十年的记者，惊异于杨教授对山西转型发展的理解和研究之深，其中诸多观点于山西发展大有启发。
山西尚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
一煤独大的“独轮发展模式”严重受制于人
记者：转型是世界难题，发达国家都在转；党的十八大之后，中国更强调转型。如此背景下，何谓转型？如何全面理解转型发展？
杨军：从经济学角度说，就是模式、结构、方式、经济增长点等各方面的转变，从而形成更为优化、更有质量、更具效率的经济新形态。转型是在过去道路与模式走不通情况下的一种纠偏行为，因而要建立在对历史反思和未来趋势把握的基础上。
转型发展，就是在历史反思基础上，基于现实经济社会体系，迎接现代产业和新技术革命，在发展中促转变、在转变中谋发展，走出具有实效性、个体性特征新经济新常态之路的过程。具有艰难性、持续性、根本性、方向性以及历史阶段性等特征。
(杨教授南人北相，快人快语，性格直率，与其交流起来干脆利索。)
记者：我理解，目前山西和全国的发展是不同步、有差异的，请您判断一下中国和山西的经济发展状态。
杨军：我的判断是：与国外相比，中国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，而山西尚处在工业化的初期，或者说是工业化初级阶段。
记者：这也就印证了王儒林书记所提的一个数字，山西经济发展水平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80%左右，结构孱弱，民穷省弱应是一个真实写照。
杨军：改革开放最初30年，中国经济像一辆“自行车”，属于“两轮驱动”，也就是低成本（人力、土地、政策等要素）和加工出口，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式发展。2008年之后，中国经济逐渐变换成一辆 “小轿车”，属于“四轮驱动”，向创新驱动、消费驱动、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的模式转变。
山西经济呢，则像一辆“独轮车”，是一煤独大、“一轮驱动”的独轮发展模式，严重受制于外部经济形势。
山西陷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“贫困循环陷阱”“资源诅咒陷阱”等多重陷阱
产业之间、城乡之间差距不断扩大，是转型面临的两大难题
记者：当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了“四轮驱动”，山西还处在“一轮驱动”的初级阶段，从一轮到四轮的转型，该有漫漫长路吧？
杨军：理论上如此。加之山西的政治、政策、环境等经济发展条件并非太好，这辆独轮车就像行驶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，成了一个轮子瘪瘪的独轮车，发展之难可想而知。1998年，2008年，2014年，一煤独大的经济重复遭遇发展怪圈，令人唏嘘。
(说到激动处，杨教授观点案例，妙语迭出。)
记者：如此，新的问题就来了。改革开放30多年了，几届政府都致力于转型，山西转型也有近20年历史，怎就没有明显变化？
杨军：一煤独大的后果就是受制于人，属被动型经济。此前，山西的经济发展思维出了问题，很多人“想发展就找煤，要发展就靠煤”。行情高涨，不愿转型；行情低迷，无力转型；行情适中，不急转型。几十年积累，必然是今天的结果。
记者：有人说煤炭害了山西，我认同。有人说山西因煤而兴，让人匪夷所思，怎么找不到“兴”的例子。王书记说煤炭给山西造成了“立体性”困局，倒是实情。
杨军：从历史发展来看，“煤”是山西的一座大山，是山西发展的主要依靠，一业独大，一煤独强，挤掉了其他产业的发展空间、扭曲了发展机制、恶化了发展环境，而现阶段更是出现了市场失灵、陷阱重重等内源性危机，转型内动力不足。已经陷入了“中等收入陷阱”“贫困循环陷阱”“资源诅咒陷阱”等并存的多重陷阱。
经济发展停滞不前，产业间、城乡间差距不断扩大，两大障碍是转型面临的瓶颈，山西要想实现转型发展，必须优先着力突破这个瓶颈。
从“火车机车”模式转变为多业并举，多城（区域）共兴，多方式并用的“火车动车组”模式
将转型政策一以贯之、进行到底，才能打赢这场持久战和攻坚战
记者：王儒林书记履新山西后，提出了六大发展，转型发展位居第二大发展，您作何理解，其核心表达是什么？
杨军：王儒林书记立足山西现实情况，全面分析比较优势，提出了煤炭产业和非煤产业两手抓的发展思路。我将其转型发展核心归结为一句话“一个心两条腿”：一个心就是以富民强省为核心；“两条腿”中一条是比较优势，也就是资源（煤）产业，一条是非煤产业。既要走出一条“革命兴煤”新路子，又要走出“一煤独大”的资源型经济困局，关键是怎么个走法。
记者：据我所知，您是研究产业经济的专家，您和您的团队对山西转型发展的研究也形成了一些思路和成果。那么，山西该如何转型？
杨军：（不假思索，脱口而出）
第一，要摆脱资源困境，增强经济发展范围性。山西历史中形成了许多生命力很强的行业、产业和经济领域——被遗失、被抛弃的明清时期的晋牌家具、陶瓷制造等行业曾位居全国三甲；山西金融业也曾领先世界等等，这些历史传统产业依然大有可为。
第二，转变发展模式，从煤炭产业独大的“火车机车”模式转变为多业并举，多城（区域）共兴，多方式并用的“火车动车组”模式。
第三，加大开放力度，融入国际国内大市场，拓展谋利兴业的发展方向。面对“对外开放”和“融入”的重重困难，山西能够被环渤海经济圈接纳吗？“一带一路”风生水起，列为国家战略，山西能够介入吗？要加强重大国家战略研究，提出利于山西发展的国家级战略构想，推进山西“对外开放”和“融入”，如将山西打造成中国经济乃至“一带一路”发展的矿物质能源配置中心和综合能源保障基地等。
记者：山西要在历史反思的基础上明确自身的发展状况。转型不能信手拈来，必须对自身现状做出客观的判断。针对山西实际，有何具体建议？
杨军：我有以下几点想法：一是大通道建设，拓展互联互通。二是大城镇化发展，促进区域差异化、错位化发展。三是大资源配置，扩大市场范围。四是大力发展教育，提供厚实智力支撑。
(连续4个小时的对话，与杨教授几乎没有动窝。结束时，窗外已大黑。)
转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，正如这漫漫长夜终将过去，明天的太阳必将升起在三晋大地。我们只有认准目标，守住信念，耐住性子，将转型政策一以贯之、进行到底，才能打赢这场持久战和攻坚战。
本报记者 张临山